作為當今中國爭取人權運動的重要象徵，劉曉波榮獲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可謂實至名歸。

迄今為止，劉曉波已經出版了11本著作，並發表了很多文章（單單是在《獨立中文筆會》網站「劉曉波文選」欄目下就收錄了784篇），此外還有大量的、難以統計次數的採訪。為了便於一般讀者領略劉曉波思想之精要，獨立中文筆會的幾位同仁商議，決定選編一部劉曉波文集。我負責選編他的政論、文論和時評，曉波的妻子劉霞負責選編他的詩歌，然後交廖天琪女士增刪整理和定稿。到目前為止，這部文集的英文版、德文版、日文版等十幾種語種的翻譯和出版都已經在進行。中文版則交給香港的新世紀出版社出版。

這裏，我不妨對劉曉波的文章，主要是對他的政論文章與時事評論做一番簡要的介紹，並附上我的一些理解與說明。

（一）

劉曉波不僅是自由理念的闡述者，而且也是踐行者。正如曉波所說：「在當今大陸，對自由的言說已經進入了『准自由』的勝境，但是，對自由的踐行反而倒退向無所作為的困境。除了少數人之外，大陸知識界的整體都奉行一種自覺的心口不一、說和做完全背離的生存策略。」

「六四」之後的中國，由於官方意識形態的徹底破產，各種非官方的思潮應運而生。在當今中國，較有影響的政治思潮就有十好幾種。例如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經典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新權威主義或曰新保守主義、新儒家、新左派、三民主義、基督教民主主義、國家主義，等等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種思潮，大多數都並不否認自由、人權等基本價值。尤其是在言論自由的問題上更是達到相當廣泛的共識。很多人都能背誦伏爾泰那句名言——「雖然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但是，面對著每天都在發生的強權侵犯自由的罪惡，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卻寧肯掉過臉去，假裝沒看見，一聲不吭。他們也不會接受榜樣的召喚和良知的激勵，更不會為自己的懦弱而感到恥辱，有的甚至還自鳴得意。

我早先講過：自由民主這套理念，信則靈，不信則不靈。什麼是信？信不祗是認知，信更是意志。信仰某種理念不僅意味著你知道那種理念是好的是對的，而且還意味著你要身體力行，你要兌現這種理念。誠如曉波所言，「自由的力量在於踐行」。對於曉波，自由不祗是文章裏的漂亮詞句，更是他勇敢捍衛自由的踐行。每當強權侵犯自由，曉波都挺身而出，從不缺席。曉波不但寫下了大量文章，從理論上對自由的理念做出有力的闡釋，而且還寫下了大量的文章，發起和組織了多次公開信和簽名信活動，對現實中發生的侵犯自由的案例及時地表示抗議。曉波為我們樹立了一個踐行自由的典範。

（二）

從投入八九民運至今，二十一年來，曉波始終堅持非暴力。

八九民運是一場偉大的非暴力運動。說來很有諷刺意味：在八九民運爆發的時候，全世界的共產國家還沒有一個用非暴力抗爭取得成功的先例，但是在當時，國人都對非暴力懷有很大的信心；可是到了「六四」以後，到了今天，蘇聯與東歐一系列共產國家都通過非暴力抗爭而實現了和平轉型，按說人們應當對用非暴力戰勝共產專制更有信心了，在中國，反而有很多人對非暴力失去了信心。

針對這種情況，劉曉波寫了不少文章，反覆闡明非暴力抗爭的基本原理。他指出，即使是面對中共專制政權，非暴力抗爭依然是可行的，是有效的，是可能取得成功的。暴力抗爭則往往導致以暴易暴，玉石俱焚；再者，專制政府幾乎壟斷了所有的有形資源，反對者的力量則在於人心與歷史發展的趨勢。曉波認為，在共產專制下，非暴力抗爭的主要表現是訴諸良心的真話運動；它的基本路徑大都不是通過先改變政權來重建民主社會，而是先改變社會來瓦解專制政權。曉波強調，非暴力抗爭所憑靠的主要是直指人心的道義資源；反抗者應體現出秉持正義，直面暴虐，忍受危險、痛苦與屈辱的超常道德勇氣。他深以為憾的是，在「六四」屠殺的極端恐怖之下，有可能變成民間道義象徵的代表性人物大量逃亡或被迫流亡，致使中國未能產生出薩哈諾夫、哈維爾、瓦文薩、米奇尼克或昂山素姬這樣的足以凝聚民間道義共識的反對派領袖。因此，他對「六四」後民間的各種形式的非暴力反抗運動，包括法輪功和家庭教會的抗爭，下崗工人、失地農民等民間維權和異議人士的抗爭，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曉波尤其推崇天安門母親運動。從2002年起，曉波就寫文章為「天安門母親」獲諾貝爾和平獎大聲疾呼。就在被捕的幾天前（曉波是2008年12月8日被捕的），他和我在SKYPE上通話，還特地叮囑我轉告「中國人權」，繼續為「天安門母親」爭取諾貝爾獎。他沒有想到的是，兩年後，諾貝爾和平獎的桂冠卻落在了他自己的頭上。

（三）

講到劉曉波的非暴力思想，我們不能不提及他在「最後的陳述」裏所說的「我沒有敵人」。

劉曉波這句話引起一些非議。我這裏要說明的是，曉波的這一思想由來已久，可以說是一以貫之。早在八九民運時，曉波就在他起草的那份六二絕食宣言裏寫到「我們沒有敵人」。

我們知道，非暴力抗爭是以柔對剛，以柔克剛。從事非暴力抗爭的人們不應該和他們的對手一樣，把雙方的關係認定為你死我活。著名的非暴力政治學專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告訴我們：在非暴力抗爭中，參加者們應努力克制自己對對方人員的敵意與仇恨，增加自己對對方人員的善意。要專制統治者在和平抗爭面前做出有實質意義的退讓，取決於很多因素，其中有一條必不可少，那就是讓他們相信，雖然此前他們沒少幹過鎮壓人民的暴行，但祗要現在放下屠刀，轉而接受民眾的民主改革要求，民眾就不會對他們先前的罪行進行追究。如果我們對專制者說：「放下屠刀，你不能殺我們，等我們接過刀來殺你。」那還搞得成嗎？

有的批評者認為，「我沒有敵人」這句話如果是出自宗教家之口，那是展示其宗教情懷，因此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劉曉波並非宗教家，他說這句話就站不住腳。這種批評未見妥當。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提醒我們，「神聖」這個詞常常被很多人嚴肅、而且十分認真地使用，但是這些人卻不認為自己有宗教信仰。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杜威（John Dewey）主張把作為名詞的「宗教」和作為形容詞的「宗教的」加以區分。他拒絕前者而肯定後者。照杜威看來，一個人若是對某些事物抱有一種虔敬的感情，它可以表現在藝術、科學、道德、友誼或愛情的活動中。這種感情，這種精神就可以說是宗教的。依照此說，「神聖」和「神」也可以做出區分。一個人可以不信有神，包括不信有來世之類，但信神聖，或者說有終極關懷，也就是認定某些事物具有超越個人生命的價值。如果說林昭的犧牲精神來自於她的基督教信仰，並非宗教信徒的遇羅克不是也做到了視死如歸？

在「最後的陳述」裏，曉波表達了他要致力於消除敵對意識，用最大的善意化解政權的敵意。而早在1997年1月，人在獄中的他在寫給妻子劉霞的信裏就表示，不是出於憤怒和仇恨，而是出於寬容和愛，他永遠不會是現存秩序的認同者和辯護士。曉波說，愛的首要和最後的依憑是一種堅韌的宗教情懷，是不斷地向著完美的境界靠近，走向終極的存在。你可以懷疑曉波是不是能真正地做到這一點，但你不能說這種態度壓根不成立。你可以對他「沒有敵人」的立場提出異議，你可以採取不同的立場，但是你若是因此而上綱上線，指責劉曉波是在向專制者獻媚，那就是極大的曲解，那無疑就太過分了。

（四）

曉波有本書，書名叫《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這個書名最清楚不過地表明了他一直堅持的民間立場。所謂堅持民間立場，意義有二：一是說推動中國變革的根本希望不在官府而在民間，二是說權利意識覺醒後的國人要堅持體制外立場，逐漸凝聚成組織化的民間力量。曉波並不否認體制內人士所做的有益工作，他也希望促成朝野之間的良性互動，但是他堅信，唯有立足於民間，唯有發展壯大民間力量，才是促成體制內發生有益變化的最佳壓力，也才是形成官民之間良性互動的最佳方式。

在促進民間力量的發展過程中，劉曉波很注意反對精英主義，大力主張精英與草根的結合。以國人經常採取的簽名信活動為例，一方面，很多簽名信是由於那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的權益遭到侵犯而引起的；另一方面，參加簽名的人也不限於名流和精英，許多著名學者和知識分子的名字常常和普通網友並列。曉波對此深表贊同並大加鼓勵。

如果你對《獨立中文筆會》網站中「劉曉波文選」欄目裏的將近八百篇文章的標題瀏覽一遍，你會發現，其中很大一個比例是關於普通民眾，關於弱勢群體的。例如城市職工問題和下崗工人問題，農民和農民工問題，訪民與網民，基層選舉問題拆遷問題，天災人禍的無辜死難者，罪惡的勞教制度和收容審查制度；還有太石村事件，甕安事件，汕尾事件，楊佳事件，黑窯童工，結石寶寶，以及起自草根的維權律師高智晟、陳光誠；凡此種種，無一不被曉波所關注。儘管由於被嚴密監控，曉波很難身臨那些發生事件的現場，但他總是用他那支鋒利的筆及時地發出呼籲和評論。在講到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時，曉波著力強調普通民眾的高貴表現，告訴世人不要忘記那些普通的死難者，那些失去生活能力的傷殘者，那些仍在獄中的無名者，包括那些所謂暴徒。曉波是國內知識分子中最早為法輪功仗義執言的。在08年3月西藏事件發生後，劉曉波即與王力雄共同發起，提出處理西藏局勢的12點意見。這是國內民間人士對西藏問題與民族問題的第一次聯合聲明。

（五）

在異議群體中，劉曉波常常被歸為溫和派。比方說，由他參與起草的《零八憲章》就是一份很溫和的文件。不過你要是閱讀劉曉波的有些文章，你又分明感到它們是那樣尖銳、透徹。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很簡單。因為自己寫文章是一回事，組織一次集體行動是另一回事。組織集體行動，你必須尋求最大公約數，盡量降低不必要的風險，力爭讓更多的人參加進來。對於非暴力抗爭而言，沒有數量就沒有力量。

另外，我們也應看到，一種訴求具有溫和的形式或外貌，未必就不具有對專制統治的致命殺傷力。言論自由該是很溫和的了吧。曉波說：「無論於官於民，推動大陸的新聞開放和言論自由，實乃推動中國社會穩定轉型的首要目標，黨禁可以緩開，但開放言禁卻刻不容緩」。可是祗要有了言論自由，專制統治就隨之瓦解，所以曉波要說：「言禁一開，自由中國必定降臨。」

專制統治者對此心知肚明。不久前，中共官方刊物《求是》發表文章，稱「輿論失控是蘇聯解體的催化劑」。由此可見，劉曉波提出民間維權應以爭取言論自由為突破口是完全正確的，正所謂「一點突破，滿盤皆活」。由此可見，那種以空泛的高調貶低這套維權策略的觀點則是十分膚淺的。

綜觀曉波多年的時評，我們可以發現他對時局的判斷不但很敏銳， 而且很清醒。他密切追蹤中國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對民間力量的成長和公共空間的拓展都有很深刻的觀察與闡述。與此同時，他又不曾陷入盲目的樂觀或焦躁。曉波從未一廂情願地幻想上層會自動地推行政改，也從未預言中國馬上就要崩潰或者是民間力量一夜之間就掀起風潮衝垮專制。事實上，不少異議人士之所以採取更激進的策略，那往往是出於他們對當時形勢的判斷過於樂觀。

（六）

曉波贊成經濟改革，但是他不認為經濟改革會自動地引起政治改革。他堅持經濟改革必須和政治改革同步進行，否則流弊無窮。

以產權改革為例。曉波指出，在沒有政治改革，沒有民主化的情況下推行產權改革，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權貴私有化，這就造成了極大的社會不公。時至今日，權貴們已經把屬於全民的國家資產和集體資產瓜分殆盡。中國的貧富懸殊並非市場經濟的結果，而是權貴們搶劫人民財產的結果。因此，在中國，要實現社會公正，就不能祗靠強化稅收，增加社會保障，而是必須要對權貴們的不義之財進行清算。

曉波正確地指出：在中國， 政治自由主義和所謂經濟自由主義的主流經濟學的實質區別，在於如何面對權貴私有化的既成現實。主流經濟學家反對清算，主張對不義之財實行既往不咎的一刀切式的無條件赦免。曉波對此做出了有力的反駁。他強調實行清算是實現社會公正的途徑之一。清算應該主要針對國家公職人員，要以法治的手段進行清算，不要搞運動式的清算。不錯，權貴者們恐懼清算。但曉波認為，權貴者們的恐懼，其效果也有兩面性，它既可能使權貴者們頑抗到底，也可能使權貴者們順從民意——祗要民間要求社會公正的道義壓力足夠大，設計出的清算策略以法治為底線。儘管在今日中國的政治環境下，實行清算的現實可行性相當渺茫，但是自由主義者也決不能放棄批判，向不義現實投降。

曉波的這些見解， 對於我們認清今日中國的問題以及應對未來的轉型，都是很有啟發性和建設性的。

（七）

1993年初，劉曉波第二次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出國。這時的劉曉波，已經坐過一年多的監獄，又被剝奪了教職。他完全可以留在自由的西方，但是他仍然選擇了回國。

為什麼要回國？曉波在接受《中國之春》記者亞衣採訪時是這樣回答的。曉波說：「我沒有說我回國起了什麼作用。我祗是出於自己處境的考慮，做哪些事情可能更符合我的意願，我更舒服。我在哪裏生活得更舒服，我就回哪裏去，沒有一個為中國民主的起因。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講，回國做任何一件具體的小事，都要比在國外成立那些民運組織有意義。」

注意，在這裏，曉波首先不是用「為中國民主」，而是用「 生活得舒服」來解釋自己回國的動機。當然，這裏的「舒服」不是指物質豐盛，春風得意，而是指自在，即英文裏的at home 。我們每個人都是生活在、成長在一定的地域和群體之中，由此我們獲得了我們的語言、生活習俗以及和群體中其他人的共同記憶，並由此而產生出家園感、歸屬感。一個從未離開過家園的人或許意識不到這一點。曉波是出過國的，加上他又很敏感，能體會到一個用中文的中國知識分子在西方的孤獨寂寞。這裏的所謂孤獨寂寞，不是說沒有人和你相處，而是說你周圍的人和你沒有共同語言，對你的感受缺少共鳴。曉波清楚地知道他是屬於中國的。換言之，曉波首先是從歸屬感的意義上解釋自己回國動機的。其實，這正是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本源，即那種由於生於斯，長於斯，因而對斯土斯民的那種天然的情感和難以割捨的依戀。

上面這番說明，我以為很重要。 因為曉波一向對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持嚴厲批評的態度。曉波寫過一本批判中國民族主義的書，把當今中國的民族主義稱之為「單刃毒劍」。曉波說：「除非面對外族入侵帶來的主權領土的危機，否則的話，我從不認為『愛國主義』是個崇高的字眼。」這顯然和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等概念的多義性有關。倘若按照上面所說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本源，曉波無疑是民族主義者和愛國者（當然，他同時也是自由主義者）。至於他對傳統文化的猛烈抨擊以及「三百年殖民地」的驚人之語，則使人聯想到五四時期一些知識分子，他們鼓吹全盤西化，主張廢除方塊字，打倒孔家店，讚美租界，等等；其目的卻還是為了中國好，為了自己所屬的民族進步。正像德國詩人兼哲學家赫爾德（Jonathan Gottfried von Herder）所說：即便人會反對自己的文化，把文化整個變樣，他還是屬於一個源源不斷的傳統，他還是從自己的那條河而來。

（八）

在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宣佈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第二天， 劉霞到錦州監獄探望劉曉波。曉波說，這個獎是給六四亡靈的。聯想到早年劉曉波的狂傲張揚，自我中心。我們不能不感歎今日的劉曉波，已經完成了怎樣驚人的自我超越。

我以為，曉波身上最可貴的一點就是，他對自我有極高的追求，也有極強的反省能力。作為六四倖存者，曉波時時為負罪感所困擾。對於自己曾經在壓力下違心地寫悔過書，他總是覺得無法原諒自己，因此他認定，祗有重新投入抗爭，重新面對壓力，重新承受苦難，才能贖回先前的罪過，才能換回良心的安寧。無論現狀多麼令人灰心，也無論自己的處境多麼險惡，他都要求自己必須堅守，即使再度坐牢也在所不惜。在寫給廖亦武的一封信裏，他表示，「坐牢比私下的自責和懺悔更能安慰僅存的那麼一點良知」。是的，他的反省有時也失之偏頗，但他能通過進一步的反省糾正自己，從而達到更深刻的領悟。曉波不祗是一名異議者或民主鬥士，他對社會的關懷是多方面的，他不祗追求事業的成功，他更追求生命的終極意義。如今，曉波被戴上諾貝爾和平獎的桂冠，那也意味著被推上精神領袖的崇高地位。沒有人天生完美，完美就體現在對完美的不斷追求。我們期望曉波能在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發揮更大的作用。